所以冒昧转贴了。

[今日南周头条原稿] 汶川没有死去 汶川依然活着

本报记者曹筠武 发自汶川

原文链接：木耳发表于 2008-05-22 12: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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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14时28分，在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人群肃立而汽笛长鸣，寂静与激昂之声交汇，从县城所在的岷江河谷盘旋而起，激荡于高山之上，充塞于天地之间。这是一个城市于大灾难大痛苦之后的宣言，这宣言发于每一个汶川人心底最深之处，此时一人之心，亦万人之心。

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已被深刻的改变。对于双河村书记陈忠先来说，他不再仅仅管辖自己的村子，他还将对聚居于自己辖地的近万受灾人群的温饱和安全负责；厥铭驰，这个阿坝师专体育系二年级最帅的男生，除了照顾自己的女朋友之外，必须以自己的表率鼓舞起全班40名同学的信心；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他的练功房已垮塌半边，他只能在草坪上温习舞姿，这个17岁的羌族男孩儿，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他们民族的传统舞蹈；杨福建，昔日的水果贩子，现在是光荣的县城志愿治安员之一。

这一切改变自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刻，5月12日，14时28分。

天变

5月，本是汶川最好的季节。岷江的水量逐渐丰沛，山上的樱桃已经成熟。天气有些热了，午后的城市显得有些慵懒；和大多数县城一样，街头商店里播放着时下流行的歌曲；连接岷江两岸的威州桥上行人缓步，而水果市场里，生意人们在往娇嫩的果实上喷洒清水。

在几公里外的雁门乡麦地村，阿坝师专音乐舞蹈系的学生孙立刚刚结束上午的劳动。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回到老家和家人们一起采摘樱桃。此时他刚刚和堂兄们坐到饭桌前，午饭有腊肉，白菜，当然还有新鲜的樱桃；他的女朋友周雪还坐在里屋，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大话西游》，周星驰在片中用月光宝盒反复回到过去，对着“晶晶姑娘”狂奔大喊：等一等等一等……

地面在此时猛烈的一晃，远处随即传来轰隆巨响，房屋如风中树木一般左右倾斜。堂兄们夺门而出，孙立奔到里屋，一把抓住周雪跑出门外，在他们身后，墙壁倾塌，房顶轰的砸在了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烟尘，远处的山脊像被抓出了一条巨大的伤痕，石头裹胁着沙土倾斜而下。地面还在摇晃，孙立拉着周雪穿过樱桃树林，沿着河边跑上公路，他急着赶回学校，他的父母都在阿坝师专当老师，他们从教学楼里跑出来了么？

回学校的公路已经不成样子，坍塌和缤裂随处可见，两边的山坡尘土飞扬，路面即使完好，也积了厚厚一层浮土。孙立和周雪沿着公路狂奔，要回到县城，必须穿过这危险的峡谷。

而县城已陷入一片狼藉，人们在街道上四散逃窜，倒塌的房屋下传来凄厉的呼救，但还没有人敢于接近任何一栋建筑。市场里生意人和购物者混成一团，摊档被推翻，各种水果和蔬菜滚落一地，被无数狂奔的脚踩踏进灰尘和泥土。28岁的杨福建从市场里跑出，他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本强烈的日光被怪异的黑色粉尘笼罩，阴影中只有恐惧占领了每一个人的心。

在阿坝师专，下午第一节课刚刚开始，体育系二年级学生正在练习投篮，班长厥铭驰刚刚把球投出，篮架却随地面猛烈摇晃。一瞬间狂风大作，学校对面山脊上沙尘滚滚，学生们从教学楼里奔向操场，只有这里是空旷且安全的。

最多5分钟，大地终于归于平静，而山峰依然在崩塌。天色居然黑了，人们摸索着站直身子，所有的人都反应过来，地震了。在那一瞬间整个城市突然陷入死寂，而嘈杂的人声似乎由地底迸发，又充塞于每条街道。混乱才刚刚开始。

食物，饮水，衣服，一切原来最平常的，现在成为了和每一个人最息息相关的东西。有的房屋倒塌了，掩埋了一切；剩下的缤裂歪斜，没有人敢进入。街上有人立即想到了商场。杨福建盲目的奔跑，却被人群裹胁着带到了平时最繁华的东街。在这里有县城最大的德惠超市，人们疯狂的一拥而入，跑在头里的人拿到了矿泉水，面包和饼干；随即日用品货架也被一洗而空；涌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者已经来不及分辨，不管是拖鞋还是洗洁剂，无论衣服还是卷筒纸，都被每一个经过的人紧紧攥在手里，而人群中已经开始互相争抢。

杨福建没有加入哄抢的行列，他的旁边还有更多同样恐惧不解的人，他们呆呆的聚集在商场外，看着那些疯狂的人们。“我是做生意的”，杨福建回忆，“咋能抢东西呢”！不远处街角边躺着一具尸体，半身掩埋在砸下的水泥块中。人们惊恐的绕行而过，街上的气氛如被绷到极点的弦。

孙立此时已经跑进了县城，在县城的入口，一辆货车已被山石掩埋了一半；从高处看向县城，只是烟尘一片；在孙立面前，有人在奔逃，有人似乎神智不清的来回游荡。学校还在城市的另一头，孙立和周雪走在乱成一片的街上，他恍若置身一个完全陌生之处，哭泣或尖叫的人们从他身边掠过，“比在村里还要还怕”，他回忆说。

在学校，原先趴倒在操场上的数千学生们一片片的站起来，就像狂风过后重新直起茎叶的草地。尽管伤亡甚微，但各种恐怖的信息在学生中迅速流传，据说两个学生慌乱中跳楼身亡。这更加绷紧了这些20岁左右孩子们的神经。就在操场边，有两个小商店，店员已经不知去向，和县城中一样，有学生像突然惊醒般冲入商店，水和食物成为哄抢的对象。

体育系二年级的学生站在操场的中间，有人提议赶紧去商店“搬”些东西回来。按照他们强壮的体格，这应该“不成问题”。但班长厥铭驰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这个班上最帅的小伙

同样在同学中最有人缘最孚人望，“他平时处事公平，点子又多”，同学郭鹏评价，“有什么事情大家喜欢听他的意见”。

“哪个敢去抢，我不客气”！厥铭驰在一片嘈杂中高喊，“不准给班上丢脸”！没有人敢动一步，从这一刻开始，厥铭驰真正的成为这个集体的领导者。

 

静夜

黑色的烟尘刚刚稍微散去，天色却异乎寻常的暗了。学校商店里的人群一哄而散，消失在密密麻麻的学生群中，老师们赶到商店，却发现没什么值得守卫的了。操场上，学生们互相寻找，一个班一个班的聚集在了一起，当黑暗和寒冷开始袭来，他们自动开始寻求集体的安抚。

厥铭驰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中央，晚饭时间快到了，可是去哪里打饭呢？他们就这样静静的坐着，目光互相交错，却没人知道说什么。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此前的生命中，这些孩子何曾想到过“饥饿”，“惶恐”和“无家可归”这些遥远的词会有一天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厥铭驰同样大脑一片空白，“先坐着吧，不要乱动”，他边想边说，“先保证安全”。

在县城大街上，人们从一种混乱陷入到另一种混乱，他们焦急的寻找家人，而他们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县城的死伤相对并不惨重，但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开始悲凄的号哭，哭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来，并不密集，但在夜色中异常刺人神经。

已经有出城探路者返回，他们看到通向都江堰，理县和贸县的三条道路全部被滑坡的山体损毁或臃堵。县城里通讯中断，电和水早就停了。他们出不去，也联系不上外界，一城人被困在了高山环绕的河谷底部。汶川，此时已成孤城。

传言弥漫在空气之中，有消息说还会有余震；又有消息说汶川周边城市尽数全毁；据探路者说岷江上游峡谷里山石淤积，水位越涨越高，聚集的江水随时可能倾泻而下淹没县城。互相传染的恐慌立即伴随传言而来。

逃命，这成为了幸存者们的第一反应。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边上的姜维城高山。杨福建也在人群之中，他本来就是山上双河村人。

而双河村已成平地。这个半山腰上种植果树为生的村庄，地震时绝大部分村民还在地里劳作，只有少数伤亡，但砖土解构的房屋基本倒塌。村支书陈忠先立即成为了近千村民仰赖依靠的对象。

陈忠先已经65岁了，这个昔日的一级战斗英雄，一眼被子弹打瞎，身上有3处弹孔。多年以来，他是双河村众人信服的权威。根据他的指挥，村民们聚集在果树林里，“树林里最安全，这里不会滑坡”，陈忠先向人们解释，“先坐在树下休息”。

村里的轻壮男人随即被组织起来，陈忠先带着他们到房屋废墟中翻检，把残存的食物和衣服全部搜集起来；而饮水暂时没有问题，山顶有一处水窖，民兵已被安排前去守卫。

但情况迅速超过了陈忠先的预期，站在山腰往下看，来自县城的人群从各个方向爬上来，打头的人已经进入了双河村的果树林，而人流的尾部还在县城的边缘。一群群面带尘土神情紧张的人默不作声的从村民身边走过，在他们身后是仿佛无穷无尽同样沉默的人。树林里气氛开始紧张起来，高傲的城里人，此时对于昔日谦恭卑微的村民就像陌生的入侵者。

天色完全暗下来了。从山腰到山顶，树林里，坡坎上，到处蹲坐着无家可归的人。“那晚上山上怕是有三万人”，陈忠先回忆，“基本上县城的人都涌上来了”。

既然在双河村，陈忠先觉得他就应该对所有的人负责。他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打着手电在山坡上巡逻。他告诫人们不要躲在依然危险的山坡下面，并邀请大家到他的树林里休息。“人多些也好”，他对村民们说，“大家聚在一起，有事互相帮忙反倒安全”。

那一晚陈忠先是整个姜维城山最忙碌和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微弱的手电光指引人们搬移到安全地带；他用简单但有力的话安抚着惊恐的村民和外来者；他同时指挥村民挖出粮食，又守护水源。在灾难之后的第一夜，他和他的村民用宽容使双河村成为了孤城汶川最大的安全岛。

夜色愈深，陌生的人们聚集在树林里，疲惫越来越强烈的袭来，山下一片黑暗寂寂无声，山上也人声渐低，孩子们最先睡着了，最初的惊恐和慌乱，逐渐归于接受宿命一般的安静。

生存

对食物的渴求，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袭击过阿坝师专的学生们。5月13日，震后第一天早上，学生们在操场上醒来，头天晚上大多数人没有吃过饭，夜里又下起了小雨，又冷又饿的学生们一大早就从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而饥饿感一阵强似一阵的抓挠着每一个人的胃。

厥铭驰和同学们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一年级的师弟们看出了他们的窘迫，主动拿来了一些不知道从哪找出来的饼干。厥铭驰把饼干平均分配，每个人分到了两块。这是他们地震后的第一餐。

学校紧急启用了多年封闭的水井，这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财富，这口井通向山里的泉水，水质应无大碍。校方宣布，井水烧开后可以饮用。学校食堂里储存的粮食也被统一保存起来，从13号下午开始，干粮以班为单位分发。

学校禁止学生进入任何建筑物。忍受了一夜冷雨的学生们自己行动起来，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搭起了棚子。不同的系有不同的“优势”，中文系的学生把宣传展板用来搭屋顶；音乐舞蹈系的学生冒险回到练功房，把天鹅绒的窗帘扯下来代替雨布；每个班都有胆大的学生被派遣冲回寝室，把所有可以利用的衣物被褥拖出来。而对于体育系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高招，跳高杆被取来做帐篷的支柱，至于厚厚的跳高垫，原本是绝佳的床铺，但厥铭驰不让同学们动用，“拖出来就搞脏了，毕竟是公物”，他解释说，“而且其他系看见，也会觉得太夸张了”。

但搭建帐篷是项技术活儿，老师们也参与到各自班级的“建筑”任务中。没人特别专业，一个上午，操场上乱成一片，到处是拖着各种材料忙活的学生，板子，木头，防雨布，被褥杂乱的四处堆放，有的班级终于把帐篷立了起来；更多的班级还在焦躁中反复尝试。

体育系二年级的工程进展得很不顺利，他们要搭一个容纳全班近40名学生的大棚子，难度颇高。学生们越来越急，始终立不起来的顶棚令他们几乎气急败坏。在一根木桩该立在哪里的争论中，厥铭驰和郭鹏爆发了争吵，随即两个年轻人扭打在了一起。

有同学想去劝解，但被班主任徐飞厉声喝止，“让他们打”！徐飞干脆在地上划了一个圈，“你们俩就在里面打，不准出来，打到分出胜负为止”！

厥铭驰和郭鹏，一个专攻跳高，一个练习投掷，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几乎打了半上午，同学们就愣愣的呆在一边看。两个人打累了就坐着歇会儿，然后接着打。他们用拳头，用腿，用脚互相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在打架，他们似乎在把从头一天开始的惊恐，慌乱和怨恨拼命的发泄出去。

快到中午了，两个人都鼻青脸肿，他们太累了，郭鹏退开，从兜里掏出两根烟，扔了一根给厥铭驰，两个人点着烟，挨着坐下。

“赶紧把棚子搭好吧”，厥铭驰先开口，“待会儿还要找东西吃”。郭鹏没有反对。

这一次工程进展还算顺利，男生们把一根最高的木桩竖在中间，把跳高杆用绳子接起来搭向周围，再把雨布铺在上面；女生则用找来的纸板或木板排成围墙，把被子铺在地上。体育系二年级的学生们，终于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厥铭驰的班上原本只有33个人，但现在棚子里住了40个。8个女生住了进来，她们是体育系男生的女朋友，包括厥铭驰自己的；而一个男生去了中文系，他的女朋友在那里，中文系男生少。“我是来支援的”，这个叫卢统荣的小伙子说。在阿坝师专，这个孤岛中的孤岛，情侣成为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在山上的双河村，人们在忙着同样的事情，现在，单独的家庭显然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亲戚们，或者邻居，朋友，或者按工作单位，人们互相组织起来，少则十多人，多则数十人，组成了临时的大家庭。陈忠先慷慨的把村里的树林提供给所有人，在树木之间搭帐篷当然更省力气。

杨福建找到了在建设银行当行长的叔叔余朝举，银行行长此时已成为“棚长”，他的员工们携家带口聚居在一处，杨福建也加入了这个以他叔叔为大家长的集体。

在“建设银行”旁边，是菜市场的三家人，王家和李家卖肉，而蒲家卖瓜子花生。他们的摊档挨在一起，如今住在一起。相当令人羡慕的是，王李两家找到了几块肉，现在就挂在棚子里。他们借用了“银行”的一些雨布，同时回赠了一块猪肉。

年轻力壮的杨福建找到村支书陈忠先，志愿负责山上的治安。“在县城看见过抢东西，山上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他从县城武装部的朋友那里找来了一套军装，又借到了一根警棍，看上去很是威严。

无论是在阿坝师专，还是在双河村，吃饭仍然是最大的问题。陈忠先把村里刨出来的粮食集中管理，支了一口大锅，规定每天熬两顿稀粥。虽然粮食是村里的，事实上，从开第一顿饭开始，每个来找食的人都可以分到小半碗，直到锅底被刮得干干净净。

各个临时家庭也陆续独自垒灶开伙，他们返回县城，冒险进入家中带回食物，由“大家庭”统一管理。女人们负责烧火做饭，男人们则到山顶水窖取水。

这对于阿坝师专的学生们难度更大，农村来的同学此时大显身手，在生火烧饭方面，他们更有经验，也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每个班级的炊事员。罗宏斌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生火奇快，他被体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们赠以封号：火神。

厥铭驰则安排每天吃什么，班主任从家里抗来了一袋米两块肉，班里又把学生们的钱集中起来，到县城紧急粮食售卖点买回了一些米面。13号下午，第一次管理做饭，厥铭驰过于节约，煮出的粥清得像水。14号，第二顿饭，厥铭驰大方了很多，他甚至想办法搞来一些莴笋，煮了一锅稠得多的稀饭。

平均分配有时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顿晚饭，厥铭驰安排炒了一次腊肉，一锅盛到帐篷里，大家簇拥在一起，用手电光照着，不多的一些肉片隐匿在白菜中，谁也不好意思下第一筷子。“把电筒关了”，厥铭驰想了个办法，“黑着吃，谁夹到算谁的”。

在整个汶川，无论山上山下，生活仿佛一瞬间回归了原本，吃饭和喝水是每天最关键的内容。人们像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切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主题：生存。

围城

厥铭驰记不清上次给家里打电话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所有年轻不羁的大学生都和他一样，跟父母通话总是一件让人不耐烦的事情。

但打电话此时已是奢求，从地震时起通讯就已中断，汶川和外界的通道又全部堵塞。人们听说周边的城市损毁更甚，又有消息说外界传言“汶川平了，全城只有两个人活着”。

此时的汶川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外界联系。在如今，文明世界依靠光纤电缆连接，而汶川突然成为了消失的一环。对于外部世界，汶川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而对于汶川这更是灾难，整个世界都突然消失了。

14号，震后第二天，上午7点半，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王凯率领一支十人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牛脑寨山顶，王凯通过卫星电话向军区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垮塌，急需救援”。

这是孤岛汶川在震后向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4号下午，应急通信基站被紧急建立，但信号覆盖面和信道宽度有限，主要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县城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通讯盲区。

但焦急的人们想出了各种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他们聚集在山顶或河边，等待来自成都的直升机。一待飞机降落，便围住飞行员们，把写有自己名字和外界亲友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上。“打这个电话，就说我很安全”，这是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成都军区陆航二团的飞行员们由此变成了飞行的信使。他们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摞摞纸条。一天的飞行结束，他们的“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陆航二团副团长姜广伟回忆。但所有的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使这些平时骄傲的飞行精英也不禁觉得自己的工作突然有了新的意义。

汶川人还惊喜的发现，连接岷江两岸的桥上偶有微弱的信号。在两边人行道上，总是挤着拿着手机的人们，他们反复拨号，总是有幸运者接通电话，南腔北调在这座不大的桥上此起彼伏。信号很弱，通话质量很差，打电话的人只能对着手机大喊。声音互相干扰也没关系，因为彼此的内容总是雷同：“我很平安，不要担心”，或者是“你们那边还好吧，平安吧”？

有人满心欢喜的离开，也有人垂头丧气的反复尝试，但只要有人打完电话后抱头痛哭，周围的人就会暂时默不作声。这大都是打往原本居住在映秀，水磨或漩口几个镇的亲友的，人们都明白，痛哭的人必定是有家人遇难了。

这座连接岷江两岸的桥，如今连起了孤岛汶川与外界。这座桥叫“威州桥”，在这之后，它是否会改名为“平安桥”？

阿坝师专则是彻底的盲区，一两天过去，学生们的手机也差不多没电了。但他们同样有命运的馈赠。17号，震后第5天，一名军人来到师专采访，他是成都军区战旗报副主编谭美华，随应急通信分队同机抵达汶川，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

他随身带着一部特殊的手机，军用信道，随处畅通。在体育系的帐篷前，谭美华偶然接了一个电话，敏感的学生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与父母联系的最好机会。在厥铭驰的组织下，学生排起了长队，挨个用这部军线手机通话。队伍越排越长，谭美华开始规定，每个人两次拨号机会，拨通后限说30秒。

实际上，很多学生都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一个女生接通电话后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宽容的等着她；男生们普遍坚强得多，往往迅速报完平安，立即把电话转交给下一位同学。

手机电池一会儿就被打光了，谭美华建议，去找同一款式的电池。学生们迅速行动，电力开始接力供应，直到再也找不出多余的电池。这个“一个人的电话局”第一次设立，就在阿坝师专“营业”了几乎一整个下午。

陪同谭美华一同前往的驾驶员梁忠飞想了个办法，他拿出小本子，把学生的姓名和要打的电话抄下来，“我们带回指挥部充上电打”，他向学生宣布。在他的面前，瞬间又排起了长队。

等候的学生围着外来者不停的提问，“成都有没有地震”，“甘肃呢”，“广元怎么样”？当然，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问题：“NBA季后赛打到什么阶段了”，或者是“奥运会还会开吧”？

时间足够漫长，记者干脆打开带去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习惯了网络，电影和音乐的年轻人，已经和他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脱离太久。

天色渐暗，而电脑里传出的歌声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格外悠扬。“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Some day I'll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drops…… ”

学生们静静的听着，这普通的歌曲现在宛如天籁。这些灾难中的孩子，此时与这曲调心意相通，就如同歌中所唱：“彩虹高处，倚星而期盼；梦醒云上，烦恼消融有如柠香”……

灾难塑造的城市

在跟父亲通完电话之后，一贯坚强的厥铭驰也有些沉默。“我爸爸一直是个很酷的人”，这个成都双流县孩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带哭音”。

令厥铭驰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粮食储备日渐稀少，虽然学校开始每天供应稀粥，但如果不单独加餐，所有人还是会觉得饥饿；通向外界的路仍然没有打通，学生们开始对离开汶川显得绝望；日子长了，操场上的棚户区里开始有了些小摩擦，就在这天上午，一小袋米不翼而飞。

18号晚上风雨大作，操场上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体育系的男生们拆东补西，一夜没睡，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男生们显得很消沉，在19号上午，雨停之后，横七竖八的躺在岌岌可危的帐篷里休息。厥铭驰趴在被子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我恨对面的山”，他说，“我不想看见它”。这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肩上已承担了过多的责任。

下午，这一天体育系二年级第一次生火做饭。粮食不多了，他们把一些面块加到稀粥里，看上去更像一顿饭。周围有其他班的“炊事员”在炒菜，不知道从哪搞到了腊肉。有人忍不住凑过去多看了两眼，厥铭驰有些生气的命令，“把头转过来，不准看”！这一刻，他才又重新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这一天，一个同学的叔叔从理县方向开车进到汶川，来接走侄子，厥铭驰们“欢送”了同学，有些羡慕，有些舍不得，但毕竟他们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路会通的”，厥铭驰说，“通了我们一起转移出去”。

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舞蹈，练功房毁了，他会在草坪上压腿，会在走路时突然来个弧线优美的旋转。“8月份我肯定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尽管他坚持不透露节目的内容，但他偶尔兴起，会表演一两个其中的动作。

在阿坝师专，和孙立一样在灾难前仍然保持诗意的人可能并不少，在教学二楼前的树林里，乱糟糟的帐篷区前，来自马边彝族自治县的音乐系学生阿罗阿曲每天到这里盘腿坐下看书，他最近看的是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专业读物，“我喜欢斯特劳斯”，他说，“莫扎特也很好”。在他翻到的那一页，正是莫扎特那婉转而神圣的《安魂曲》。

在山上的双河村，年轻气盛的杨福建则在大发脾气，他名为治安员，实则同时身兼警察，法官，卫生监督员和民事纠纷调节员。前些天他刚刚和陈忠先给大家规发了一片大小便的地方，好不容易解决了卫生问题；今天又发现几棵樱桃树被人砍去了活枝。

“哪个砍活树当柴烧”！这个以前的水果贩子很是心疼，不禁大叫，“太不像话了，老子要弄他！”几个双河村的年轻人一同响应，果树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周围没人答应，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县城里来的人干的，但没人承认。很多人警戒的看着暴跳的杨福建，气氛逐渐紧张。

陈忠先听见吵闹，赶紧跑来，他喝止住杨福建，然后一路小跑到果树主人的帐篷，随即又返回，“我调查清楚了，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他边解释边跟周围的城里人使眼色，“不管别人的事，都回去”！

是不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只有陈忠先自己清楚。但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人，无疑在努力维系双河村聚居点里脆弱的和谐。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在双河村有规定，水只能用来做饭洗菜，谁用来洗脸洗脚就要被罚停水。但陈忠先对偶尔碰到的违规情况往往视而不见，“人家是城里人，爱干净”，他解释说。村子里棚户之间偷窃一直不断，但治安员逮到的大多数人，都被陈忠先放了，那都是些偷食物的人。只是对趁机偷窃财物的人，村里毫不手软，痛打一顿，然后扭送公安局。

陈忠先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但他会尽力坚持。在陈忠先的这一生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灾难。他记得前些年的大泥石流冲进了县城的街道，也记得80年代的洪水将整个县城淹没，还有50年代末的大饥荒，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当了大半辈子农民，陈忠先对灾难习以为常。汶川，这个高山河谷之间的城市，这个总是与水，旱，滑坡和泥石流相伴的命运多舛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依然在险峻的高山上开出一片片整齐的梯田，在漫天风沙中种植出甜美的樱桃，也在河滩边年复一年的经营，建立起一个阿坝州最繁华的县城。

19号，地震后第7天，汶川开始亮起了部分街灯；县城里开通了几个充电点，人们排着长队给手机充电；在昔日繁华的东街，卖串串香的小摊档居然又出现了，而白天自由市场里，已经开始有水果和鸡鸭售卖；在救灾指挥部门前电视转播车前，总是围拢了一大群人，他们准时前来收看新闻节目；在阿坝师专，爱美的女生们终于忍不住省出水来洗头，清晨的阳光下，湿漉漉的头发垂成优美的弧线，她们终于在震后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原本娇好的颜色。尽管道路仍然难通，尽管物资仍然紧缺，尽管周边高山上的村寨情况比县城可能更加恶劣，这个顽强的城市已经在一点点恢复生气。

灾难锻造了一代代如陈忠先般的汶川人。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改造天地求得生存，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也向大地索取了相同多的收获。地震了，大地在改变山河毁坏数代人的经营只在一瞬之间；但这里人们如同坚强求生的细草，将用坚韧和长得多的时间重新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地震了，汶川人看见了自己的城市濒临死亡；他们同样会在未来看见自己的城市重新生长。

在5月19日14时28分，当汶川人群肃立汽笛齐鸣，在上海，中国最繁忙的大都市，整个城市暂时停止了运转，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杭州，人们在西湖边点燃了点点烛光，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成都，人群聚集在天府广场，高喊“汶川加油”，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那一刻，漫天的风沙回旋于河谷之间，这风沙是否迷湿了所有汶川人的眼，他们是否知道，此刻所有中国人都是汶川人？

他们从不畏惧灾难，并非他们有异于常人的力量，而是灾难从来都是他们的历史与现实的另一面。正是灾难赋予了汶川人以性格，正是灾难塑造了他们于之生生不息的这片土地，塑造了他们和我们的共同的中国。

 

大星期日的一大早飞过来加班。TMD 我不能再看任何跟地震有关的东西否则就干不了活了。

 

专心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些什么。然后看到了这篇。我想写的也就是这些，再也不能写得更到位了。最多再歪曲得直白一些。

[书评]《挪威的森林》之木月与永泽

“是的，我也喜欢木月，甚至有些羡慕他短暂而捉襟见肘的人生。他已不必在承受虚无，在那个弥漫着摩托车尾气的夜晚，他已获得了解脱——最终丢下了他曾费尽心机照料过的恋人和朋友。

“但永泽却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并且由于他天赋的才能，他注定承受着几倍于木月的虚无。

“究竟谁更对一些呢。

“谁没有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呢。问题仅仅在于，他是否还坚持在走他的路？即便是匍匐着。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当单纯的信仰逐一倒塌的时候我也曾如《厨房》的主人公那般问过自己：既然人可以活成这样，又为什么非要继续活着？”

究竟哪种更对一些呢？面对这捉襟见肘的人生，是承担还是放弃呢？是像你们一样张扬天赋的才能，漠视、接受从而承担人生的虚无，还是放弃呢？

在那一刻来临之前，我不想输，可是又如何呢？

在那一刻来临之时，我不在意全盘皆输。

 

我想不用华丽形容词写一篇东西。写完了，就重新开博。

 

*

昨天夜里，因为第二天要去上海了，我临睡前想把屋子收拾一下。倒垃圾。出门，两分钟后回来。

推开门，看见已经入睡的琳琳，穿着睡衣，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看到我，说“吓死我了”。

见过我几日不吃或者猛吃，不睡或者不醒，不哭或者大哭，不工作或者不休息。在深更半夜出门乱走，或者在大雨中周身冰凉神智不清地被人找回来。于是，半夜门一响，初来时沾枕头就着的她立刻惊醒，以为我又不知道哪里去了，爬下床来准备打我手机。

然后，就看见我一脸无辜地说，我去倒垃圾了呀。

琳琳眼圈红了，泪水滚落。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她，说对不起。

心里震惊，原来我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已经是这样岌岌可危。

 

*

我开始看心理医生了。一两周一次。对人一吐心事。被人开导几句。

我想我再不治疗，要看心理医生的就是琳琳了。

并不真有严重心理问题，只是想在事情变得更加严重以前，要找人干预一下。

我很喜欢这个心理医生，四十多岁的女子，并不显得特别漂亮、特别有经验、特别有智慧、特别能说会道、特别耐心、或是特别怎样怎样。而我此时，需要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人吗，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把自己的心理负担卸载给她。

当然有很多亲人和朋友开导我、陪伴我、照料我、原谅我。而这种开导、陪伴、照料、原谅，亦成为一种负担，一种“我怎末还好不起来”、“我凭什么这样长吁短叹无病呻吟”、“我凭什么让别人这样对我”、“凭什么这样滥用别人好意惹人担心”的负担。

所以我关博了。请让我自生自灭吧。

有天和Team吃饭的时候无端地掉下泪来。我把下巴搁在饭桌上，就扑漱漱流下了眼泪。然后，我就去看心理医生了。

 

*

每个星期六早晨出门，如果不加班的话。去聊一个上午，然后在诊室楼下吃一顿油炸食物，回家睡一觉。

确实是有帮助的。很有帮助。

 

*

严重抑郁倾向的一个直接表症，是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

我知道那些事情还是有意思的。只是，在觉得“有意思”的时候，又觉得即使是这样“有意思”可“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原来是一个多快乐的人，随便什么事情都傻乐傻乐的。小猫拍死一只小强，客户的山东口音，外卖的奶茶刚好可以全部装进马克杯里加热，都让心里温暖的，笑得眼睛弯弯的。

有人说，以前很奇怪呢，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容易高兴成这样。

亦有人说，一直惴惴不安，为我这样孩子气的高兴，好像看一个易碎的晶莹的玻璃杯子，好像不是生活在real world，只是看我这样高兴成一团，不忍心唤醒。

又想起来，更多的人说过，生活一直很没有意思的，或者说有意思的事情一直不是很多的，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所以比我更安然地生活了下来，获得更平静的心情。

 

*

从心理医生那里出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许多事情又变得有意思了”。

虽然没有维持很久，但是我很久没有觉得事情“有意思”过了。

至少重新觉得过，就有希望。我觉得，有希望。

 

*

我还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界的力量，能够挺过去。能够back to real world。

因为经过这次，我也知道，我始终没有这样的幸运，能够永远生活在不real的world中。如果是这样，我始终要自己挺过去的吧。那末就这一次吧。

 

她似乎是有意对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反应。在冬季则平静沉稳，春来则慵懒无力，夏天则轻松悠闲，秋来则舒爽轻快。在冬天下雪的早晨，她穿鲜蓝的衣裳，花瓶里插红石竹带有樱桃状的小果实，或一枝野桃，或一枝腊梅。在春天，尤其是仲春，杨柳初展鹅黄小叶，或暮春时节，法源寺丁香盛开之时，她要睡到日上三竿，头发松垂，有时身着睡衣，穿拖鞋，立在院中，整理牡丹花畦。在夏天，是她最能享受庭院的季节。在夏天的清晨，仆人收拾屋子之时，或是在下午快近黄昏时，她常和锦儿或是荪亚在那儿下棋。不然就一卷在手，躺在低长的藤椅上看小说。秋季到来，在干爽的北京九月十月，她不能关在屋里。有一次，她和荪亚到西山别墅去，在西山姚家的别墅，荪亚生平第一次看见木兰的脸上流下了眼泪。那时节，她往远处看，只见一片丹红的柿树林，在近处，只见农夫的一群雪白的鸭子在水上游荡。

—— Chapter 23, Moment in Peking

 

深夜下班的时候，走出写字楼，右转，视线越过光华路对面六层的旧楼，国贸楼群的空隙中，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在澄静夜空中呈现出完整的银泰中心剪影，和楼顶的灯光。温暖的红色，或是忧郁的蓝色。

我喜欢红灯的时候。“中国灯笼照亮长安街。”很漂亮的意象。

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央视大楼还是一个大坑，一个整整齐齐，建筑机械错落有致的大坑。

欧洲的客户来开会，同事打开百页窗，呈现这个巨大、炫惑、混乱、生机勃勃的工地，“Look, this is today’s China.”我相信，那时节不需要任何数据图表，仅仅是打开窗，看看CBD，就已经可以说服客户在这个国度投资。

 

上海进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是我的中学时代，triggered by始于1990年的浦东开发。我还记得所有的高架道路和地铁都在开挖，老式的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费劲地挪进来，到站时又费劲地挪出去。“就譬如又来了一场运动好了。”我听到被迫动迁到近郊的人们，自嘲地解劝地谈论着强加于己的命运。延安西路、江苏路、华山路、复兴西路、淮海中路……我上学时的路线，听听就蛮可怕的。挤得紧紧的空间，这城市的人们带着与生俱来的逆来顺受却永怀希望的表情，对生活的粗暴并非无动于衷，却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等着生活好起来的那天。

 

同样的事又发生在北京。旧时代分崩离析。百年来一浪又一浪。热火朝天地破坏与建设，说不清是在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

 

巨大的海潮，升起又退去。说不清在建设，还是在破坏。说不清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新的建筑群很漂亮，太阳下闪闪发光，又奇怪地令人不安，因为水中的泡沫也闪闪发光。空气中充满对机会的渴望，又充满错过机会的焦躁不安。说不清，是生机勃勃，还是危机四伏。

 

这城市，不容易让人找到平静。巨大的变化中，充满隐隐地令人激动又令人不安的力量。

巨大的海潮下，暗流涌动。

个人的命运，实在不算什么。城市的呼吸，自己的呼吸，在灰尘中起落不定。世界发出巨响，听不清内心的声音。

也许只有很多年以后，才知道，此时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个人的命运，城市的命运，都是一场烟云。

 

在烟云中思考烟云，在不平静中找到平静。

人生一课，如果过不去，就总是要不断重来。

 

一整天懒恹恹的。断断续续地睡到一点，吃着苹果看HBO的文艺片，原本去爬山种树的活动也爽约未行。下午四点钟叫了外卖，再断断续续地睡觉。起来换上T裇衫出去跑了一圈。天气暖和，风却很大，呼呼地吹过耳边，摒弃杂念。想着少年时在操场上大群人列队奔跑，老师们吹着锐利的哨音，摆动双臂。

北京少雨，春天纵然繁花似锦，也缺少一种湿漉漉的娇美。“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春天的醉意全在四月的雨水，浓墨重彩，不及一点点洇开的水墨写意更能画出大地初醒。

然而五月来了。明亮的，直白的，爽朗的，北方夏日。

天高日烈，灰尘在疾风中咝咝有声。

整理换季的衣物，换上无印良品淡灰格子的薄棉睡裙。

夜深了，凉凉的。

*

放假。朋友们一个个来电话。个个都问为什么关博，个个都说是身边别的粉逼问的。

自己最喜欢的文字都是在极致的情绪中写成。极致的明亮，或是极致的悲伤。而此时，极致的明亮我是回不去了。极致的悲伤亦不可持续，慢慢地变成了懒恹恹的情绪化。

我只是不喜欢此刻的自己。内心纷繁复杂，大脑纠结不清，在梦里都不得安宁。最近都是噩梦连连，栩栩如生，醒来恐惧或是空虚。只是想自己静一静。

终究只是喜欢写字本身。喜欢写字，10号，宋体，黑色，单倍行距，段间距6Pt。